魏晉南北朝文學跨域研究

strong>自序

換個角度，跨域思考

　　以往學界，對魏晉南北朝文學諸多現象都有習以為常的既定印象及認知，倘若換個角度，跨逾文學領域進行思考，或便有不一樣的解讀。

　　關乎漢末建安文學的既定印象：世積亂離的時代背景，慷慨悲涼的建安風骨，三曹七子的鄴下文人，詩賦欲麗的文學自覺，五言騰踴的詩歌創作……

　　如果說要換個角度思考一下，那就是一個文學領域外的角度：疫災。

　　在有關漢末建安時期的史書記載中，頻頻出現此類詞語：「疫」、「癘」、「癘疫」、「疫疾」……這便是所謂「疫災」——「瘟疫災難」。

　　從這個應該是醫療史、災難史的概念切入，觀照漢末建安文學，當有不一樣的解讀：

　　世積亂離的時代背景，不僅是朝政黑暗、誅戮交加、戰爭頻仍，疫災的介入，使這一切變得更加複雜：疫災往往與戰爭、饑荒交織在一起，形成互為因果的關係。戰爭陣亡者得不到妥善處理，易於引發瘟疫等傳染病；而軍隊大規模、大範圍移動，又是疫災爆發流行的主要管道。二者惡性循環互動，更造成饑荒連年、生靈塗炭的慘景。而饑荒連年生靈塗炭，又使疫災更易爆發與流行。這一切，對朝廷造成致命的衝擊，對百姓造成極大的摧殘。

　　於是，慷慨悲涼的建安風骨，便不僅僅是時代風格、文學風格的意義，而是具有生命意識的意義——驚懼於人生如蟻、世事無常的遷逝感。這種遷逝感，在三曹七子鄴下文人身上得到充分體現：一方面，在連番疫災毀滅性的衝擊下，鄴下人的心理更顯脆弱慄惕，他們的詩文往往在弦歌酒色中融匯著悲涼哀怨之情。他們驚懼人生短促，更期望抓住有限的人生盡情享樂；他們痛惜生命消逝，更企圖擁抱短暫的生命沉醉不醒。另一方面，王粲、徐幹、陳琳、應瑒、劉楨，更是相繼歿於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可謂以短暫一生印證了人生如蟻、世事無常的遷逝感。

　　於是，詩賦欲麗的文學自覺，五言騰踴的詩歌創作，也就更應該聚焦於遷逝感來思考了。一方面，遷逝感引發了以關注個體自然生命為標誌的「人的自覺」，而「人的自覺」，也正是「文學自覺」的必備條件；另一方面，遷逝感作用於文學，產生了不同的審美觀念與風貌迥異的文學樣式。這些觀念及其文學實踐，不僅構成漢末建安文學的主體風貌，還對後世文學產生深遠影響。

　　關乎魏晉文學的既定印象：玄言詩文、太康詩風、緣情綺靡、世說新語……

　　如果說要換個角度，找一個能統攝這一切的現象，或許就是「魏晉風流」——魏晉名士文化。而在魏晉名士文化中，找一個能勾連起上述一切的現象，或許便是「品鑒」或說「品鑒文化」。而品鑒文化的發展演變，上溯東漢下延兩晉。

　　在政治史上，品鑒文化與東漢黨錮及魏晉九品中正制等密切相關：前者體現為當時的人物品鑒本身就是政治文化——東漢選官制度的產物，其政治化的極境即是東漢末年文人士大夫與宦官集團的抗爭。後者體現為品鑒被制度化而成為「九品中正制」：「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ⅰ

　　在文化史上，品鑒文化與名士生活型態及精神風貌等密切相關：品鑒日漸趨於與清談合流，蛻變為世家大族標榜身份、矜誇門資、以玄談為尚、以品題相高的活動。極大淡化了東漢人物品鑒那樣的現實政治及儒家倫理道德因素，而表現出與魏晉清談名理相一致的玄虛色彩。

　　在美學史上，品鑒文化與審美觀念及書畫藝術等密切相關：形象化手法普遍運用於品評人物的儀容、體態、風姿及神情，彰顯魏晉名士風標氣度，體現出生活審美化的觀念。品鑒文化與書畫文化聯繫起來，品書畫即品人、品人亦如品書畫，顯示出品人與品書畫其理相通、融洽無礙。

　　在文學史上，品鑒文化與文學批評及形式表現等密切相關：魏晉人物品鑒最為鮮明的語言特徵當為引喻類比、簡潔精緻、含蓄雋永、蘊藉多義。由品人而品文，顯示了魏晉品鑒對文學批評影響的邏輯演進及深化過程；而品人論文時，仍呈現形象生動、簡約玄澹的語言表現特徵，由此形成晉代以及後世文學批評的一個特殊範式。魏晉品鑒對「佳句」與「清」的崇尚，亦成為文學發展的追求與表現。

　　關乎齊梁文學的既定印象：士族文化、文人集團、唯美追求、宮體風氣……

　　如果說要換個角度，找一個能與上述諸現象交集者，那便是饗宴文化。

　　從歷史發展看，齊梁的饗宴文化是北府將領文人化及寒門ⅱ世族ⅲ化的一條重要途徑：出自南蘭陵蕭氏豪家將種的齊梁王室成員，以政壇及文壇領袖的雙重身份，充分利用饗宴文化，促進並完成了北府將領文人化及豪族士族化的轉型。饗宴文化是催化劑也是潤滑劑，既對立又相互利用的高門甲族／寒門士族以及皇室，在饗宴文化氛圍中，得以雖然不那麼和諧卻也頗為自由不拘地交流／爭鬥／融合／轉化。

　　從文學發展看，齊梁的饗宴文化是以皇族為中心形成文人集團ⅳ的一個主要形式：齊梁文壇的一個重要現象是文人活動與創作集團化，齊梁王室成員以政壇領袖及文壇領袖的雙重身份，主導及強化了文人集團化的形成與演變。具有政壇領袖與文壇領袖雙重身份的齊梁王室成員，常常將政治活動與文學活動交混進行，而二者得以和諧交混的平臺／場域往往就是饗宴；換言之，饗宴既是王朝宮廷活動，亦可視為齊梁文人集團的文學交遊。

　　從文學創作看，齊梁的饗宴文化是文學創作群體化及模式化的主要場域，同時也是文學內容宮體化、風格唯美化的重要原因。齊梁文士集團的活動大體是呈現為在輕鬆隨性的氣氛中宴遊賦詩的型態。聲律新變與宮體輕艷，為當時文壇兩大潮流，齊梁文士集團成員，便是這兩大潮流的主導者及積極參與者。在交融著政治與文學雙重元素的饗宴文化場域中，應詔、奉和、同題（拈韻／限韻）共作及續作往往成為常態性的創作模式，群體化／集團化也就必然成為常態性的創作現象，文學作品，也就往往以批量化／流水線作業的方式湧現，也因而形成了從形式到內容都以繁華富麗為標識的文學盛景。從獨立文類意義上說，齊梁饗宴文學體現出雙重性質：政治實用與遊戲娛情，這種「饗宴－文學」的文化生態對後世文壇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以上關乎建安、魏晉、齊梁文學是基於既有的文化／文學現象，進行轉換視角、多元思考的研究探討；那麼，以下關乎魏晉南北朝園林文學，則似乎可以說是在「空白」的基礎上，「無中生有」地展開論述、探究。

　　首先，魏晉南北朝園林已無實存，專門的園林文獻亦不多見，然而，對魏晉南北朝園林有所記述的文史資料仍不為少數。根據文史互證原則，這些資料中有關園林的記述，已為魏晉南北朝園林研究的主要依據ⅴ。其次，目前學界對魏晉南北朝園林的討論雖然不少，但鮮有放置在「文學」——尤其是「園林文學」——的背景或平臺來進行的。換言之，作為獨立文類，魏晉南北朝園林文學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重視甚至是正視。

　　在中國園林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期間，三大園林體系——皇家園林、士人園林、佛寺園林——並駕齊驅。

　　春秋戰國至秦漢，是皇家園林獨霸天下的時期，甚至可說是皇家園林獨自形成、發展、成熟，並達致鼎盛的歷史過程。魏晉南北朝，則是士人園林與寺廟園林崛起成型時期。士人園林經由模仿（皇家園林）而走向獨立發展，貴遊文化與隱逸文化的交替雜糅構成魏晉南北朝士人園林的文化底蘊。寺廟園林是魏晉南北朝宗教文化（佛╱道）興盛的副產品或衍生物，宗教文化與隱逸文化同質性（避塵世╱脫世俗）的發展，也致使寺廟園林呈現出與士人園林相類似的文化底蘊。所不同者，士人園林較趨內斂而私密，寺廟園林則相對相容且開放。

　　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族與士族的勢力發展此消彼長，交相嬗替，促使皇家園林得以持續發展的同時，也趨向民間化的演變；同時，士人園林也「應運而生」——政治的黑暗（傾軋╱殺戮╱門閥制度）刺激、助長了隱逸思想。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也成為士人園林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部分。

　　處於發展初始階段的士人園林，各種要素的布局設計及建築規模尚處於動態演化之中，然而，山水兼備，花樹交雜，野趣盎然的「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本質已然確定；而這樣一種「人化自然」的本質，往往交織著人們好尚自然嚮往隱逸的思想意趣。

　　隱逸思想內涵，或可從三方面解讀：政治姿勢疏離化（非脫離）；生活態度怡情化（非憂患）；自然觀念審美化（非實用）。這三方面的演化，皆落實到士人園林文化的範疇；於是，隱逸思想作為中介，連接朝野（亦吏亦隱╱方內與方外），促進了士人園林文化的興盛，也促進了士人園林文學的興盛。

　　魏晉南北朝，隨著佛教興盛發展並趨向中土化，佛寺在大量興造的過程中，佛寺形制亦迅速趨向中土化——園林化。即佛寺園林化的現象益見普遍，佛寺園林迅速蔚為大觀，而且還越來越呈現出與山水自然環境緊密結合的趨勢。

　　佛寺園林化主要緣由，來自佛寺建造的途徑。魏晉南北朝佛寺的建造主要有兩大途徑：山林建寺與捨宅為寺。山林佛寺的園林化，一開始便與自然山水有天然的聯繫。帝王、皇族，以及達官貴人捐（捨）出自己的宅院，大多已有園林或有園林化的環境，改建為寺，便順理成章成為佛寺園林。

　　「遊觀-賦作」的模式，在魏晉南北朝佛寺園林文化中已然為普遍的模式。在魏晉南北朝佛寺園林文學中，則體現為悟道與審美交集的「禪行教化」範式。從文體學的角度思考，魏晉南北朝佛寺園林文學不失為一種具有豐富內涵的文體形態，其文體構成的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關係，從而構成了獨特的審美規範。

　　魏晉南北朝，除了士人園林與寺廟園林相繼興起，皇家園林亦得以延續並不無新意的發展演變。魏晉南北朝皇家園林的發展變化，緣自帝國象徵的趨落，諸種中心的南移，帝王皇族文士化。

　　魏晉南北朝皇家園林的文化活動，以上位者為中心，聚集文士，亦宴亦遊，最終導向群體性創作的傳統。北方皇家園林的功能，多用於供帝王宴遊享受，與文學較少交集。南方皇家園林雖然也有其他功用，但宴遊始終為主導性的功能，而能與文學交集的也多為宴遊。魏晉南北朝皇家園林文學的風格表現，既有奢華綺豔亦有蕭散清麗。前者表現出與文壇風尚同步的唯美傾向，甚或直逼風靡一時的南朝宮體文學；後者則表現在梁陳詩人的皇家園林文學中，蕭散清麗的風貌已取代奢華綺豔的風格，而趨向文士園林文學的風貌。

　　以上，便是本書的思考角度與研究進路。據此，本書分為上下兩編。

　　上編從「疫災」、「品鑒」、「饗宴」這三種看似與文學頗為疏遠的社會現象切入，展現征戰殺戮、自然災異、原始 宗教、社會思潮與文學創作的多邊互動關係，以及士族、皇族的生活形態與歷史變遷對文學的深刻影響，以求從不一樣的角度探討建安、魏晉、齊梁三個重要階段的文學發展。

　　下編則從各種文史資料中，爬梳、勾勒出「士人」、「寺廟」、「皇家」三種園林形態在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演變軌跡與表現，及其與文學創作的關係，進而試圖在文體學意義上探求魏晉南北朝園林文學的表現形態。

　　ⅰ《通典•選舉二》，杜佑《通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頁77。關於九品中正制度，唐長孺與毛漢光皆有甚為全面且深入的討論。參唐長孺〈九品中正制試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85-126。毛漢光《兩晉南北朝氏族政治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上】，頁67-266。

　　ⅱ史籍有寒門、寒士、寒人等稱謂，宮崎市定區分為：「第一，身為士而門地寒者，我想稱之為寒門、寒士。第二，庶人躋身於士列，以及登上準士的地位反而被貴族形容為寒者，我想稱他們為寒人。」見宮崎市定著，韓昇、劉建英譯《九品官人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53。宮崎市定還指出，所謂門地寒，即鄉品為三品至五品者；而寒門亦有次門、後門之稱。（同前著，頁155。）事實上，寒門（次門、後門）、寒士、寒人的區別分界並不十分清楚，也不太容易釐清，故本書一概以寒門稱之。

　　ⅲ本書所採用的「世族」概念指世家大族，即士族社會中的最高階層。關於「寒門」與「士族」的涵義，詳見第三章第一節「士族文化與饗宴文化」。

　　ⅳ文人集團往往也稱為文學集團（見後所引論著），但魏晉南北朝的文人集團多具政治結盟色彩，稱之為文學集團，或會產生誤解，故本書以文人集團稱之。

　　ⅴ事實上，對魏晉南北朝園林有所記述的詩文賦，也正是魏晉南北朝園林文學得以成型的主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