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

自序

　　筆者之前並不是軍事，戰史的研究專家，之所以選擇「平型關大捷」的題材研究戰史的理由，來自於筆者所多年在大學從事的歷史教育體驗。戰後已逾 70 餘年，為什麼在東亞各國沒有戰爭體驗的年輕人，至今仍不能實現戰後的民族和解？且近年在年輕人中有對立越來越深化的傾向。在近三十年的大學歷史教育過程中，筆者發現其根本原因有兩點，一出自於東亞各國的近代史教育，二出自於國家的近代史記錄的方法中。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政治介入，或干涉於歷史教育和歷史記錄領域的現象存在。在此，「近代史研究教育」的第一目的並不是為了記錄事實，而是被要求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這既是導致近代史歷史教育和近代史記錄中，出現失真現象的根本原因。可以說，東亞各國的學校教育中，都有一個不太注重史實傳播，而注重感情培養，愛憎教育的共同傾向。教育宣傳的價值基準，也被置於自己國家的立場之上。按國家利益，政治需要選定教育的內容、題材。不僅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日本戰後的「和平教育」也同樣，誘導青年人不再進行第二次戰爭的教育題材，幾乎都是自國國民在戰爭中「被害」的體驗。其結果培養出大量不知道歷史事實真相，卻繼承了國家立場，民族怨恨感情的年輕人，逐漸形成了破壞，影響新時代民族和解的大眾社會土壤。又由於在教育領域，抗戰史被看做宣傳工具，所以在研究領域還出現了國家立場，政治原則，黨性凌駕於科學的歷史事實之上的政治化、黨人化現象，影響了歷史作為科學的嚴謹。

　　本書的問題意識，可以說即是在戰爭史記錄問題面，用學問手段對此政治弊病進行的一次挑戰。選擇「平型關大捷」為研究對象的理由，在於其是中國國內政治教育，宣傳中最有代表性的熱點。而被宣傳的熱點，往往就是與事實差距最大的部分。本書意圖通過科學的方法和實證結果，列舉歷史事實與宣傳內容的差距，指出以政治宣傳取代歷史事實，作為教育內容的這一抗戰史記錄的病理。最終欲啟迪的只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即歷史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記錄某一黨，某一民族的一代榮辱，而是要給人類留下有跨時代的，普遍意義的文化遺產。歷史是追求事實的神聖科學，絕不是什麼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

　　在研究手法面，本書為保持學術的嚴謹性，努力遵循了如下幾個原則，一，記錄，用語中排除國家、政治立場的影響，不使用毀譽褒貶的形容詞，不翻譯歷史固有名詞。二，尊重原始檔案記錄，盡可能排除口述、回憶錄之類的不確實證據。三，進行嚴格的史料批判，以專業之眼分析判斷各種史料的價值和問題點，力圖去偽存真。四，提供所有實證資料的註腳、索引，儘量提供原始圖像，爭取做到以史實論證，對每一句話，每一個觀點負責。

　　筆者希望本書能作為一個資料的索引，或作為一個方法論的參考，以開拓出一個注重檔案研究，國際研究的戰爭史科學的新天地。